李贽这次赴京，被补缺为礼部司务，这时正是张居正任礼部右侍郎、礼部尚书期间，李贽对张居正深为佩服，即使后来明神宗抄了张居正的家后，李贽依然视张居正为自己的老师，认为他“大有功于社稷”。
李贽在礼部任职的这段时间，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，由于对王阳明的“心学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王氏的思想，而是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王阳明的哲学思想。
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李贽被调往南京任刑部员外郎，这是一个比较清闲的官职，可以不必为俗事杂务所困扰，李贽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学问。
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，李贽开始研究佛经，他自己总结说：“五十岁以前，我尊崇孔子，只不过是象矮个子看热闹，随声附和，人云亦云。五十岁以后研究佛经，可以在生死之原窥视到一些斑点。”
此时的李贽似乎感到有很大的觉醒，这表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急剧性的转化，开始抛弃孔子了。
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，李贽被派往云南任云南姚安知府，官居四品。上任途中，李贽没有丝毫春风得意的感觉，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，李贽与上司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，他不会逢迎，一直不能为上司所容。
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任职期满，李贽立即挂印辞官而去，当李贽离开姚安时“士民遮道相送，车马不能前进”，带走的“仅图书数卷”，“俸禄之外，了无长物”。
李贽辞官后，住在湖北黄安好友耿定理的家中，除了一边教授耿家子弟，一边勤奋创作，“朝夕读书，手不释卷，笔不敢停”。
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耿定理病逝，李贽困于生计，出家入麻城芝佛院当起了和尚，并继续专心讲学和著述。
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李贽的诗文集《焚书》问世，这是一部向程朱理学挑战的书，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、程颢、张载、朱熹。
在书中，李贽也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，比如，在《焚书·复京中友朋》中，李贽直言坦诚：“天下之人，本与仁者一般，圣人不曾高，众人不曾低。”
李贽如此猛烈地抨击封建纲常礼教，批判孔、孟，但在那个封建王朝社会，怎能不分等级，不分贵贱？统治者们把李贽的言论视为“洪水猛兽”，认为他“左道惑众”，有人要以“大伤风化”的罪名把李贽抓起来。
而李贽却说：“我回首一生”，“心上无邪，身上无非，形上无垢，影上无尘”，“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！”后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李贽另外一部巨著《藏书》在南京出版，《藏书》共68卷，系纪传体史论，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，对这些历史人物作出了与传统见解不同的评价，旨在反对儒学。
在《藏书》中，李贽毫无顾忌，大胆地贬斥时政，一下子就触犯了统治者不能饶恕的罪行，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纠集打手捣毁了芝佛院，使李贽没有了落脚栖身之地，并对已经七十多高龄的李贽进行了野蛮的人格侮辱。
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明神宗，指控李贽刊刻《藏书》、《焚书》，以“吕不韦、李圆为智谋，以李斯为才力，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，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，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，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。狂诞悖戾，惑乱人心。”
最终，明神宗以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的罪名在通州将李贽逮捕入狱。此时的李贽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者了。
李贽虽然被押入大狱，但毫无惧色，神情自若，他坦然地说：“名山大壑登临遍，独此垣中未入门。病间始知身在系，几回白日几黄昏。”（《系中八绝·老病初苏》）
后来，李贽得知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，他感慨地说：“我年七十有六，死以归为？”
三月十五日，李贽留下一偈：“壮士不忘在沟壑，烈士不忘丧其元。”然后以剃发为名，趁机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后，自己割断喉咙而死，享年76岁。
李贽一生著述众多，他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、重农抑商、假道学、社会腐败、贪官污吏，大加痛斥批判，主张“革故鼎新”，反对思想禁锢。因而，明、清两代都将其著作列为禁书。
李贽是明代后期一个特殊的反封建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，李贽之所以被害死在狱中，就在于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一身不肯屈从的傲骨；在于他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顶礼膜拜；在于他敢于直接批评统治者的精神武器——程朱理学；在于他“非圣无法”的叛逆精神。
本文参考自：《中国古代名人传》、《中国历史探秘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